正在热售何以为贵？《大彗星》中的俄国贵族与1812年的历史转折-有演出网

音乐剧《娜塔莎、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》

上海大剧院版音乐会

Natasha, Pierre & the Great Comet of 1812

STAGED CONCERT

演出时间｜Date & Time

5月15日-24日 14:00/19:30

May 15th-24th, 14:00/19:30

演出地点｜Venue

上海大剧院·大剧场

Lyric Theatre, Shanghai Grand Theatre

票价｜Tickets

￥280/380/480/680/880/108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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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具体样式待揭晓，以实物为准

*艺术家、剧目及时长或有变动，请以现场演出为准

*All information on artisits, programme and duration is subject to change.

尽兴狂欢

为爱与明天

1812年。将目光投向全球，可以看到一幅充满张力的历史图景。

拿破仑大军在6月渡过涅曼河，不宣而战入侵俄国，向着莫斯科推进。同一个月，美国正式向英国宣战，兵锋直指加拿大。

这是旧大陆霸权与新大陆崛起的交汇，是拿破仑帝国走向崩溃的开端，也是英国与新兴美国重塑关系的起点。

1812年，法军渡过涅曼河

这一年，也是清朝嘉庆十七年。

白莲教起义历经九载终得平息，暴露了八旗绿营的腐朽；鸦片贸易在东南沿海悄然蔓延，距鸦片战争爆发还有二十八年。不遥远的十九年前（1793年），英国使团刚刚带着“不肯下跪”的争议离开北京——大清帝国仍沉浸在“天朝上国”的旧梦中，而那个远方的强国，正在悄然改变世界的格局。

1793年，马戛尔尼觐见乾隆（图片来源：Wikipedia）

音乐剧《娜塔莎、皮埃尔和1812年的大彗星》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个年份。

如果你走进剧场观看音乐剧《大彗星》，开场曲《序曲》（Prologue）会用极快的语速向你介绍所有主要人物：娜塔莎、皮埃尔、阿纳托尔、海伦、安德烈……他们来自不同的贵族家族，带着各自的欲望与困境，汇聚在1812年莫斯科的社交沙龙场中。

音乐剧《大彗星》2024年上海创制版剧照

这部改编自托尔斯泰《战争与和平》第二卷第五部的音乐剧，以俄法战争前夕的俄国社会为背景，讲述一群贵族青年的情感纠葛。要理解他们的故事——娜塔莎的痴情与背叛、皮埃尔的迷茫与觉醒、阿纳托尔的放纵与虚无——我们需要先看清他们所属的那个贵族阶级，以及那颗彗星划过时，俄国历史正在悄然经历的深刻转折。

沙皇与贵族：

相互依存的统治基石

18世纪初，彼得一世颁布《官秩表》，将文武官员分为14级，规定贵族必须为国家服役才能获得地位和俸禄，打破了门第出身的传统，将贵族的地位与国家服役深度绑定。通过这一制度，彼得一世在打开平民进入贵族阶层通道的同时，也将他们牢牢绑定在皇权之下，形成了一个忠诚于沙皇的官僚贵族阶层，也使俄国确立了绝对君主制——沙皇的权力无限且不受法律约束。贵族想要保住自己的身份和土地，就必须为国家服役：从军、从政，或者像皮埃尔的父亲那样，在宫廷中谋得一席之地。

《官秩表》18世纪版本之一

此后一个世纪，这套制度在历代沙皇手中不断完善。尤其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（1762-1796），她一方面继承了彼得一世的集权逻辑，另一方面颁布俄国贵族权利、自由和特权诏书，解除了贵族强制服役的义务，却保留了他们对土地和农奴的独占，作为交换，贵族成为她巩固统治的忠实依靠。

同时，她在位期间实现教会土地世俗化，教会和修道院先前拥有的近百万农奴被收归国有，随后将其中的部分连同土地一起被赏赐或分配给世俗贵族。至此，贵族阶级拥有了对财产和农奴的绝对控制权，其社会经济与政治统治地位进一步巩固。

1966年版电影《战争与和平》中贵族酒会场景

到19世纪初，俄国贵族已形成一个等级森严、内部高度分化的复杂群体。他们垄断土地、掌控农奴、控制地方事务，是这个帝国真正的主人——这正是音乐剧《大彗星》中所有人物赖以生存也试图挣脱的历史舞台。

音乐剧《大彗星》2024年上海创制版剧照

俄国贵族体系分类：

四大家族与阶层缩影

托尔斯泰在《战争与和平》中写了四个核心家族，音乐剧《大彗星》沿用了这个人物谱系。有趣的是，这四个家族恰好代表了当时俄国贵族的四种不同类型。

宗法制庄园贵族

娜塔莎·罗斯托夫

“她才13岁就开始唱歌跳舞，现在已经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了。”

娜塔莎出身于罗斯托夫伯爵家族，这是典型的庄园贵族——淳朴、热情、感情丰沛，与宫廷的虚伪格格不入。她从小在庄园长大，会唱俄国民歌，会在命名日宴会上忘情跳舞，会毫无保留地爱上未婚夫安德烈，也会在孤独中被阿纳托利的花言巧语冲昏头脑。

重感情，轻算计是罗斯托夫家族共通的特点。他们往往不善经营，娜塔莎的父亲老罗斯托夫伯爵就因为挥霍而濒临破产；但他们与俄国民间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。娜塔莎后来能在战争中主动让出马车救助伤兵，正是这种特质的体现。

新兴巨富贵族

皮埃尔·别祖霍夫

“我是一个私生子，既无名位，又无财产。”——一夜之间成了全俄国最富有的人。

皮埃尔的经历堪称传奇：老别祖霍夫伯爵临终前通过遗嘱和沙皇特批，让这个私生子合法继承了巨额财产和伯爵爵位。他是莫斯科首富，人人都想攀附他，连海伦与阿纳托尔的父亲瓦西里·库拉金公爵都迫不及待地设计安排将女儿嫁给他。

皮埃尔代表的是另一种贵族类型：拥有财富，却找不到灵魂的安放之处。他受过良好教育，接收法国启蒙思潮影响，却在婚姻中被背叛，在信仰中迷茫，在共济会中寻求慰藉却又失望而归。他是俄国文学中“多余人”形象的典型——有最高的理想，却无处施展；想改变世界，却连自己的生活都掌控不了。

古老门阀贵族

安德烈·鲍尔康斯基

“我要上前线，因为我在这里的生活毫无意义。”

安德烈是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儿子，这个家族是留里克王公的后裔，属于俄国最古老的贵族门阀。他从小接受严格的家教——父亲亲自教他数学，要求他每日写日记汇报学习进度，严禁懒惰与浮夸。这种教育塑造了他性格的内核：理性、自律、骄傲，对虚伪的上流社会充满鄙视。

年轻时他渴望荣耀，但战场的天空改变了他——当他负伤倒下，仰望苍穹，那些曾经追逐的功名，忽然变得渺小。从此他开始追问：人究竟为什么而活？他尝试庄园改革，试图在改善农奴生活中找到意义；他爱上娜塔莎，试图在她的生命力中寻找答案；他重返战场，试图在为国效命中安放灵魂。

但他始终没有找到。他的骄傲不允许他原谅背叛，他的清醒让他无法沉溺于世俗。他奔赴前线，不是因为渴望战争，而是因为找不到比战争更有意义的事。安德烈始终在寻找，始终不曾妥协。这种“永不满足”，正是他最深的精神印记。

宫廷/官僚贵族

阿纳托尔·库拉金

“我活着就是为了享受，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如果说鲍尔康斯基家族代表的是贵族的“脊梁”，库拉金家族就是贵族的“蛀虫”。瓦西里·库拉金公爵一辈子钻营官场，女儿海伦用美貌统治社交界，儿子阿纳托尔则是个彻头彻尾的“漂亮废物”——英俊、风流、挥霍无度，把拐骗良家少女当成刺激的游戏。

他们的特点是依附权力，道德空虚。他们没有原则，没有底线，唯一的目标就是维持自己的享乐。阿纳托尔试图拐走娜塔莎，丝毫不顾及她的未婚夫正在前线为国流血——这种自私，正是上流社会道德沦丧的极致体现。

贵族与农奴：

被言说的沉默者

在音乐剧《大彗星》的舞台上，农奴从未出现。但他们的存在，是理解这个故事的暗线。

在法律上，贵族与农奴被明确为主人与财产的关系。19世纪初的俄国，农奴是贵族的财产，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，贵族可以将他们连同土地一起买卖、抵押、赠送。他们对贵族承担两种义务——劳役（每周为贵族干活若干天）或代役租（交钱代替干活）。贵族有权体罚他们，有权干涉他们的婚姻，有权把他们送去当兵——当时兵役长达25年，对农奴家庭而言无异于死刑。

农奴制是俄国贵族生活的底层逻辑：没有农奴的劳动，就没有贵族的庄园、财富和闲暇，也就没有那些舞会、决斗和精神探索。

俄国现实主义画家伊利亚·列宾油画作品

《伏尔加河上的纤夫》

反映了俄国下层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

几位核心人物对农奴的态度，恰好折射出他们面对这种“贵族出身原罪”的不同姿态：

罗斯托夫家的温情。老罗斯托夫伯爵对农奴很仁慈，农奴们对他也爱戴。但这种仁慈是家长式的——就像对待不懂事的孩子。他从不质疑“农奴应该依附于贵族”这个前提，只是尽量做一个“好主人”。

皮埃尔的空想与失败。他在南方庄园试图解放农奴，结果被管家骗得团团转——管家告诉他“解放工作正在顺利进行”，实际上什么都没做。皮埃尔以为自己做了好事，托尔斯泰却点出：他连庄园都没去，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，理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。

音乐剧《大彗星》中的皮埃尔 2024年上海创制版剧照

安德烈的务实改革。他在自己的庄园里免除了三百名农奴的劳役，改收代役租，还出资请牧师为农奴的孩子办教育。这是当时相当超前的做法——只有上流社会的儿童才能接受教育，贫民的子弟被认为不可教化。但托尔斯泰特意点明：农奴们并不领情——他们觉得“老爷肯定有别的打算”，甚至怀疑这是为了榨取更多。

这似乎暗合着托尔斯泰晚年的经历，这位始终自省着的贵族，晚年曾尝试激进之举试：放弃贵族生活，与农民们像家人一样相处，试图把自己庄园的土地分给农奴，让他们自由。结果呢？农奴们不相信这是真的，拒绝接受——他们觉得“老爷肯定在耍花招”。农奴制不仅是肉体的枷锁，更是精神的枷锁。几百年的人身依附，让农奴失去了想象自由的能力。

晚年的托尔斯泰人民视觉资料图

贵族的瓦解：

1812年埋下的种子

站在历史的后视镜里回望，1812年的那颗彗星，照亮的其实是俄国贵族阶级的黄昏。

战争的撕裂是第一个转折点。莫斯科大火焚毁了家园，也焚毁了旧有的生活秩序。那些逃往乡下的贵族，第一次长时间远离沙龙，不得不面对农奴、思考生计。

觉醒的种子由此埋下。那些像安德烈一样在前线目睹死亡的军官，那些像皮埃尔一样在俘虏营经历苦难的贵族，开始追问：我们凭什么享有特权？这种追问直接催生了后来的十二月党人——1825年，一群贵族军官趁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突然去世、皇位更迭之际，在彼得堡元老院广场发动起义，试图推翻沙皇专制、废除农奴制。

他们是贵族的“背叛者”。讽刺的是，正是1812年战争的胜利让他们觉醒——当他们追击拿破仑打到巴黎，看到西欧没有农奴制、有宪法时，他们问自己：“难道我们称霸欧洲，就是为了把锁链套在自己身上吗？”

2019年电影《救国同盟》剧照

该影片讲述了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故事

十二月党人失败了。五位领袖被绞死，一百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。但他们埋下的种子生根发芽。此后的俄国，一代又一代贵族知识分子继续追问那些问题。这些追问，最终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迎来了总爆发。此后，贵族作为一个阶级被彻底消灭——庄园被没收，头衔被废除，子女被迫流亡，那些曾经在舞会中旋转的身影，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中。